Q1：何时启动了“2022年度洋泾社区新冠疫情防控防护项目”？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3月18日，虽然当时封控管理的普及面并不是很广，但我们身在社区，能切实感受到新一轮疫情的严峻。在综合评估社区防疫需求后，我们就向理事会提出启动新一轮疫情防控项目的申请。启动初期我们以排摸社区需求为主，当时主要是一些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需求。到3月底，我们做好了线上办公的准备，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这些行动和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比较明智的，确保了我们在4、5月能够正常地协助社区抗疫，进行物资的储备和发放。到目前为止，我们累积采购发放了40余万元的物资，加上协助多家基金会发放的物资，共计10万多件。我们将物资精准对接到社区有需要的群体，比如老人、残障人士等，解决了“最后1公里”的问题。目前洋泾还有2个敬老院仍处于封控状态，我们还在筹集相应的物资。
Q2：洋泾社区基金会具体如何排摸需求？向哪些群体募集资源？
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一是与居民区保持密切沟通，基金会在日常项目运作中与街道四十个居民区都保持着友好的互动关系，并且有很多协助小区项目落地的志愿者和志愿者群。二是与街道防控指挥部联系密切，基金会可以从街道层面广泛了解需求。三是基金会工作人员本身也都是参与一线抗疫工作的志愿者，可以直观感受和排摸一线情况。四是依托日常服务项目和既有的服务对象，确保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服务不中断。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到洋泾的一些老旧小区，跟封控确诊量大、老年群体多的居所社区书记、下沉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
在寻找资源方面，这次我们并未太多地开展资金募集的工作，因为我们自有的资金和物资捐赠可以保障基本的需求。本次的防疫资金主要来源于“洋泾一日捐”，这也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做好物资对接。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注到许多老年人使用智能机有困难。庆幸的是，年初我们就通过“一日捐”资助平台落地开展了12个智能机使用小组，指导了400多位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封控期间，我们也指导老人使用互联网医院来配药，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需求。我们也希望继续帮助这些长者，让他们也能跟上智慧化社区的发展。
Q3：项目开展期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不同阶段其实面临着不同的困难，这些挑战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项目初期，是人力资源的挑战：由于基金会工作人员很少，我们需要超负荷工作，同时也面临着线上办公的适应。
之后，是物资运输的困难：我们有幸找到了浦东新区的强生出租车队，将一些物资运送至一个个居民区。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帮助我们开拓了新的资源网络。
后来，是需求对接的困难：疫情期间涌现出很多新的需求人群，并且这些需求非常多元且精细化，这是我们原先并未掌握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对接需求，比如洋泾社区有一些患儿，他们在儿医中心配的药品无法及时配送，我们就需要通过强生出租车队和配药志愿者，最终将患儿的药品配送到家长手里。
其后，是规范互助互济行为的困难：4月初我们就接到许多关于给社区筹集防疫物资的咨询，因为实效性要求很强，来不及捐赠到社区基金会再去采购和发放，我们就指导这些家长如何规范地运用居民的捐赠，并在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梳理形成了一个街道层面的互助互济备案守则，发放到了40个居民区。目前我们已经审核了12个备案，居民们也自发筹集了60多万的资金。
Q4：疫情期间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什么？
刚刚提到规范居民互助互济行为的事情，其中第一位向我们咨询的家长非常有行动力，咨询后一周内就找到了防疫物资的资源，并在短时间内调动了几百位居民参与到核酸检测等志愿活动中。这轮疫情中涌现出了许多像这样的社区骨干，他们也在防疫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Q5：社区基金会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有何经验和思考？
第一，需要注重对日常经验的总结。虽然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但是得益于对2020年疫情防控行动和日常经验的总结，我们前期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同时，平时对社区自治团队的赋能和合作也非常重要。
第二，加强各年龄段志愿者的培育。洋泾其实有很多自治组织，但因为这些自治力量基本都是老年人，这次疫情的特殊性让他们成为了被服务者，所以很难发挥原有的能量。因此，未来我们要继续培育这次新挖掘的中青年力量，让他们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从中学生的视角出发，看看他们作为疫情的亲历者，对社区参与有什么样的思考。
第三，用智能化手段支撑社区自治。这次我们使用了各种统计工具，在线上就能组织发放物资，但是大家使用还不太熟练。未来我们需要加强相关培训与研发，升级组织内部治理，更好地助力社区治理。
（上海洋泾社区基金会 任艳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