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者访谈

 
202020-5
徐家良:从简单协同到自主专业,社区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阅读次数:109次 发布者:壹棵松公益基金会   日期:2020/5/20
  从2014年上海出台“1+6”文件[ “1”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6”是涉及街道体制改革、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者的6个配套文件。]以来,上海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8年的时光。截至2021年底,上海共有87家社区基金会,覆盖了1/3的街镇,是中国境内数量最多的城市,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品牌效应、活动开展积极的社区基金会。那么上海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特色模式,疫情之下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呢?我们就这些问题请教了徐家良教授,对其观点进行梳理,以便交流借鉴。

  受访专家介绍
  
  徐家良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

  
  问:您一直非常关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那么当时是怎么样的契机吸引您参与到社区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和研究中来的呢?
  
  徐家良:社区基金会最早出现在深圳和上海,即2008年11月在民政部注册的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2010年2月和2012年9月在上海市民政局注册的上海金山卫镇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和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2013年11月,深圳市民政局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圆桌论证会,我也参加其中。之后深圳的社区基金会陆续发展起来,我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领域。
  
  在2014年年底制定“1+6”文件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了专家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是否有可能在上海社区大面积成立社区基金会,因为一般的基金会是以项目或服务对象为主体,而并不是聚焦于特定地域的。这一建议得到上海市民政局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最后在“1+6”文件中写入发展社区基金会有关条款,从政策层面上给予支持。此后,上海市民政局发布 《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 (试行)》,为社区基金会的规范发展提供具体的行为引导。社区基金会聚焦于社区发展,对于完善社会治理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都有促进作用。一方面,社区基金会可以错位满足社区需求,弥补社区中政府关联度高的社会组织在开展服务时居民参与质量弱的短板。另一方面,社区基金会是以资金为导向的,而非活动导向。它可以先把社区的钱筹集起来再去创建活动去满足需求,主动性和能动性更强,这也是它跟一般社区社会组织的最大差别。
  
  问:上海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是否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模式呢?
  
  徐家良:上海最早出现的社区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即金山卫镇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但这个基金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有特色的活动,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上海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开始活动的重点在医院,后来逐渐进入社区。随着浦东洋泾的公募社区基金会、杨浦江浦的非公募社区基金会的成立,上海的社区基金会逐步发展起来。目前除了宝山区以外,各个区都有社区基金会,并且徐汇、普陀等好几个区实现了所有街道社区的全覆盖。基金会管理处牵头的“大手牵小手”项目开展后,洋泾、陆家嘴和凌云等很多社区基金会的活力显现了出来,上海社区基金会的自身特色也逐渐凸显。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社区基金会特点包括:
  
  第一,行政驱动。因为最初是在“1+6”文件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出资方可能是政府或者企业,但相对于纯民间发起的社区基金会,它们跟街道、居委会的联系更紧密。社区基金会可以在区、街道、社区的任何一个层面发起,如浙江湖州德清县社区发展基金会是以县为单位成立的社区基金会,深圳光明新区社区基金会是区级层面成立的。而上海的社区基金会一般是在街道层面成立的。尽管在类型和形式上是多元的,但社区基金会的目标和宗旨却是一样的,即满足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工作需求。
  
  第二,多组织共转。上海的社区基金会多由自治办管理,甚至由自治办的工作人员兼职运作,自治条线的组织就都会参与其中。但也有一些差别,有些可能是跟服务办、管理办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参与的组织就更多元。如洋泾、金杨两家社区基金会实现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区基金会“三位一体”的综合运行,这是上海社区基金会的一个特色,即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连体运行,三个牌子一个班子。
  
  第三,自治项目导向。因为很多基金会由街道自治办管理,因此它们的项目大多是以居民自治为导向的,基本上是有什么项目就做什么项目。当然也有一些独立性比较强的社区基金会,不局限于自治办的项目。
  
  第四,发挥平台作用。比如在加装电梯项目中,存在个别社区居民缺乏经济能力而耽搁的情况,社区基金会作为公益资源对接平台,通过对接资金和企业,促进了楼栋的电梯加装工作,满足了居民的相关需求。再如,一些社区基金会在对口支援工作中,将企业物资对接到受助地区,或者将受助地区的特色产品(如蘑菇、大米、草药等)在社区慈善超市进行销售,发挥了独特的价值。
  
  问:在本次疫情突发情况下,社区基金会的整体参与情况如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徐家良:如果基金会和街道关系比较密切的话,就可以在疫情防控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仅有自治办,相对来说参与的事情会少一点。总体来说,这次抗疫中社区基金会在筹款、筹物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比如企业捐赠到社区后,基金会协助发放物资,也有直接采购相应物资再发放的。徐汇、杨浦和浦东新区等各个区的社区基金会都有很好的表现。
  
  问:在这种公共卫生危机中,社区基金会的独特价值在哪里?从业人员该如何高效地参与其中?
  
  徐家良:社区基金会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所具备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快速地筹钱和快速地发放物资。社区基金会因为和物业、居委、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人员联系紧密,它就有了独特的优势:①进入社区开展活动的灵活性;②更快地把握需求,尤其是紧迫需求、独特需求、困难群体需求能够更快掌握;③可以与街道和居委会互相支持与配合。
  
  对从业人员来说,高效地参与其中就需要积极主动地多多沟通:多跟街道、居委会的领导沟通,了解政策动态与统筹安排;多跟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体沟通,以了解和评估他们的需求;多跟企业和捐赠方沟通,以筹集资金或物资;多跟理事会沟通,汇报相关情况及需求。
  
  问:社区基金会是否要提升自身应对社区突发事件的能力?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徐家良:社区基金会提升自身应对社区突发事件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要求基金会要反应快、服务好,并且使社区居民满意。
  
  第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形式上来看,虽然目前的社区基金会都有理事会,但是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好的法人结构能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各种支持,也能更好地应对社区突发事件的挑战。
  
  第二,注重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职业化指的是有专职人员可以全身心投入社区基金会工作。目前有些工作人员由街道工作人员兼做,所以这些兼职的工作人员只有20%的精力可以用在社区基金会的工作上,这肯定会对基金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最好由社区基金会招聘专职工作人员,可以把10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社区基金会全部的工作中。专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有没有通过高校专业的学习,如政治学专业、公共管理专业、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法学专业等,二是指工作人员了解社会组织相关政策、社会组织运作和社区需求,用熟悉的话叫“懂”社区基金会的人来做。201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有社会组织专业人员、劝募员、社团会员管理员三个职业岗位,但目前还没有开考。社会工作师从1999年已经开考,社会上有不少人已经考取了社会工作师的专业证书,只能是考取社会工作师的资格证,如初级、中级和高级。
  
  第三,积累非限定性资金。没有自由可调配的资金,基金会就没办法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如果本身没钱而是根据事件去筹集资金,就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需求和紧迫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自由可调配的资金非常重要。
  
  第四,打造基金会的品牌。基金会的品牌有三个,一是领导人品牌,说到某某人,大家就马上会说出这是哪个社区基金会的。二是基金会品牌,一说到哪些社区基金会做得好,就会列出社区基金会的名称。三是基金会项目品牌。社区基金会与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项目化,它把为社区提供服务的产品全部通过项目化为经营,在社区基金会提供服务的众多项目中,只要有一二个被众人所熟悉,这个品牌就成为社区基金会的代名词。社区基金会不论出现哪一个品牌,都会大大增强社区基金会的筹资能力,扩大社区基金会公众参与度。比如疫情中除筹集一般的口罩、洗手液、慰问品等物资外,还需要考虑如何做出有特色的项目,如何做出品牌,当然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第五,重视媒体传播的作用。社区基金会不能只光埋头苦干,要通过社区基金会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外部媒体的宣传让政府、企业、社区和居民了解社区基金会所做的事情。只有让别人了解,才有可能获得支持和捐赠。如果没有较强的传播能力,就缺失了项目的扩散效应。
  
  问:您认为社区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突破点在哪里?
  
  徐家良:
  
  首先是“高质量发展”该如何理解,我认为“高质量”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社区基金会来说,差异性是比较大的,单个社区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找到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加以突破。
  
  就上海来说,社区基金会发展的重要突破点是处理好与街道的关系。很多社区基金会最主要的问题是由街道指挥,民间性比较弱,理事会管理、项目开发和资金筹集都没有自主性,那么如何慢慢从政府的管控中剥离出来,就是关键问题之一。这些街道应该给予社区基金会更多的自主权,不能因为出资方是自己就简单地把社区基金会视为下属部门,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很多社区基金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并不掌握实权,没有发挥真正的价值,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社区基金会的管理应当从由街道审批决定转为社区基金会理事会决定,街道给予实际的支持。当然在开理事会之前,也要先跟街道领导事前进行沟通,确认基金会今年开展的项目跟街道的需求是否匹配。
  
  其次,在于专职工作人员的设立。虽然从数据上看,所有的社区基金会都有专职工作人员,但实际上真正实现全职的少之又少。一个现实原因是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一年至少需要10多万元的工资薪酬人力成本,如果能力更强一点的成本可能在15万到20万的水平,对于街道来说安排现有工作人员兼职是更节约成本且完成任务的做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专职工作人员带来的筹款价值、服务价值和开发价值。交大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社区基金会应该招聘专业的全职工作人员,交大可以在招聘评审、项目开发甚至捐赠资源链接上提供支持,但工资薪酬人力成本一定要由社区基金会出。当然,社区基金会委托第三方运营也是一种新的形式,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相较于聘用全职人员而言管理成本会更低、风险也小,但劣势在于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有赖于第三方机构本身的好坏。
  
  当然,有一些社区基金会已经理顺了与街道的关系,并招聘了专职的工作人员。这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突破点在于如何开发出新的或迭代品牌项目、如何发现社区内的特色需求、如何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其中、如何保持较高的筹款资金。
  
  高质量发展社区基金会,也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种误区,认为社区基金会不缺钱或有了钱也花不出去。这是不可能的,社区里还是有很多需求,针对老年、儿童、妇女等群体的服务大有可为。第二个误区,认为社区基金会是不能把钱用到外面的,只是100%的资金和项目都用在本社区。这也是有误差的,虽然社区基金会的钱大部分要用在本社区内,但是也可以尝试走出社区,服务于外部的社区。比如说成熟的项目可以覆盖好几个街区,或几家社区基金会联合起来做的是地区的文化或历史的研究,这样社区基金会就跳出了地域限制,得到另一种的“高质量发展”。